你必须想象西西弗斯是幸福的。

《地下室手记》有这么一段话：

过于清醒是一种病，一种真正的，彻底的病。意识的直接，合乎逻辑的结果就是瘫痪，无所事事地坐着。

对命理有所了解后最危险的地方并不是在命理中寻找答案，而是会下意识把命理从客观的解释框架抬升成行动上的指导方针。

从前我是一个先干挨锤了再说的人，命运是事后的注脚，现在是先看看再决定干不干，看它值不值，命理成为事前的预裁决。

这个变化的代价很大，我看起来更加清醒，但与此同时亦丧失了百折不挠的推进力。

我频频自问，这种无所谓的倦怠感，是我在变强还是在变弱？还是都有可能？昔日一直开“涉水模式”的我和当下非必要不下水的我还是同一个人吗？

我认为关键点不在于表面上的非必要不下水，在于我对自己还有没有选择“下水”的能力充满了疑虑。

当然，我确实是把大量的无意义的纠缠，人情往来，低频消耗彻底剔除了，不再逢局必入，这是变强的部分。我从冲动，不得不入世，变成了有边界的，懂节制的入世。

可一并发生的也有对任何事先行判死的执迷，认为结局已定，因果早知，过于热情地投入实乃是愚痴，这是变弱的部分。

前几日发了一条朋友圈：

楚顷襄王时，楚国国势日衰，秦将白起攻陷楚都郢，楚顷襄王被迫东徙于陈。后收东地兵，得十馀万，又复西取秦所拔我江旁十五邑以为郡，距秦。

江陵的风可曾吹拂楚顷襄王的面庞，唤起他失意而未折之志？

或许有过。

我是如此地看重人的志气，它决定了案牍劳形的动力，能否以至刚意识精进勇猛，不辍之勤。

可千年来，只出了一个司马迁，一个王阳明，一个曾国藩。

心中时常升起各式各样的由头，徇私舞弊一般为自己的怠惰开脱：

你是个普通人，你的努力只是无谓的执着。

认命何尝不是退缩的遁词？

明明是不肯再吃那硬苦，却偏要判志气一个徒劳的罪名。

当然，我还是我，是在不同能量阶段的我。这样的状态，我称之为解释欲过剩带来的行动欲衰竭。

命运很适合用于诠释为什么我们总这样，却不适合回答那下一步我们该怎么操作，还要不要做。习惯于从命运中找答案，很容易把一切具体的问题抽象化，抽象化的益处是自洽，自在从容，弊端是失真，镜花水月，空中楼阁。你越来越会阐述自己，也越来越难以驱动自己。重重的顾虑使人变成懦夫，决心的赤热光彩，被审慎的思维盖上了一层灰色。

看尽人间兴废事，厌世似乎是必然，人的俗心一旦死了，入世便是折磨。这话对吗？

大概率只对一半。

死掉的未必是俗心，死掉的一定是对世俗奖励机制的信任。念念不忘必有回响，好人有好报，名誉会带来价值，仁义可用以立身，当你发现这些也只是某种正在流行的货币，群体协作临时搭起的门楼，并不构成绝对的真实时，很难不共情司马迁的疑惑：

若伯夷，叔齐，可谓善人者非邪？积仁絜行如此而饿死，盗跖日杀不辜，肝人之肉，暴戾恣睢，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，竟以寿终。

不想玩就必须退出吗？

麻烦的不是我们知道了名誉，仁义或说体面它们都有表演性，是我们一旦真的明白，就不再能给自己继续做下去的理由。

你没有败在俗，你败在了知道了俗就不肯就俗。

入世需要的是承认入世，对接现实必须低头，带上面具。名节是信用，正义绝非天道而是合法性叙事。

过往我相当遵从王阳明的心即理，知行合一。如今对此心学有了些莫衷一是的感知。

阳明心学很大程度上服务于人在现实的压迫中如何保持主体不失守，是一套主体修复术夺回术，处境应对人格整合术。帮助人们把道德压力，成败毁誉，重新收束回“此心不动”的内在秩序里，使人不被外物牵着走，把外部的冲撞与自我的崩塌区隔开来。

但它对更深层的自我对话，比方拆解到对主体的完整性都存疑的阶段，这套理论很明显不够用，王阳明太在乎“立得住”这件事，深信不疑主体应当光明，有地位，有主宰权。

那么这个“应当”，这颗心势必要保住的目的，其意义又为何呢？

毫无疑问，到了问题不再是“心如何不乱”而是“心为何要维持秩序”这一层，阳明心学的理念论说会变得虚弱。尚还在名声，道义上下功夫，何尝不是在世俗中创造自己无坚不摧的幻觉？

大道废，有仁义。智慧出，有大伪。道德上的精进夹带着人格防御，看上去是修身，实则藏着掌控欲，优越感。不是为了求真是为了赢，高尚的理由掺杂了太多“门面保全”的私货。

不是每个人都能在识破嚣尘后迅速建立第二套动能系统，当第一套用坏第二套还没能顶班接替上的中间这段，便是无尽的萎靡消沉。

徘徊在两个世界之间，一个已经死去，另一个无力诞生，无处安放的头颅在荒芜中永恒等待。通透不等于不会瘫痪。

该如何自处？

加缪的答案是你必须想象西西弗斯是幸福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