印不只是资源，更是精神的来处。

总会刷到一些命理爽文，暗中把印的概念从生养庇护，精神承载，偷换成顶级资源，无条件托举，身份优越，叫人眼前一黑的同时脑瓜子嗡嗡……

豪门作派才是印在发功？没有经济实力就别想着求印？如此狭隘的观点真的不是消费主义审美下的盲目崇拜？

算了，再说嘴要毒了，人还是要多读书才会有文化。

孟母三迁的典故，正好印证了印所象征的生养教化之功。《列女传》有载：

孟子少时，所居近墓，则嬉为丧葬之事；迁于市旁，则学商贩衒卖之态；再迁学宫之旁，乃习俎豆揖让，进退礼容。故君子谓孟母“善以渐化”。

善以渐化四字道破教育的真谛，环境的熏陶绝非朝夕之功而在日积月累，润物无声地浸润心智，移易秉性。不论是荀子所言“蓬生麻中，不扶而直；白沙在涅，与之俱黑。”还是孔子家语中“与善人居，如入芝兰之室，久而不闻其香，即与之化矣；与不善人居，如入鲍鱼之肆，久而不闻其臭，亦与之化矣。”讲的都是一个道理。

孟子最终成为一代圣贤，即使不全归功于孟母之教，不可否认的是孟子确实有一位笃定，严苛的指路人母亲。以常人的世俗眼光来看，孩童沾染些市井烟火气未必是坏事，大部分人亦将环境视为无足轻重的外物，而孟母的过人之处正在于她有那个智慧，洞察到环境对人心的暗塑之力，此为印之玄奥，远见卓识，不是等孩子成人后施以援手，更在其心性未定时，为其择所，择师，择道，安顿一方天地。

毫无疑问，这份来自母亲的见微知著，远见卓识，古往今来均属罕见。

欧阳修早年丧父，家贫，其母郑氏守节自誓，亲自教子。《宋史·欧阳修传》有载：

欧阳修，字永叔，庐陵人。四岁而孤，母郑，守节自誓，亲诲之学，家贫，至以荻画地学书。

所谓“画荻教子”是欧阳修之母作为印的象的另一重展开，贫寒中立其内教，虽无纸笔之具仍不废文字之训。

《宋史·苏轼传》载程氏教子：

生十岁，父洵游学四方，母程氏亲授以书。闻古今成败，辄能语其要。程氏读东汉《范滂传》，慨然太息。轼请曰：“轼若为滂，母许之否乎？”程氏曰：“汝能为滂，吾顾不能为滂母邪？”

苏轼十岁时，父亲苏洵外出游学，母亲程氏亲自教他读书，讲古今成败，苏轼常能抓住要点。程氏读到东汉《范滂传》，感慨叹息，苏轼便问：如果我做范滂那样的人，母亲会允许吗？程氏答：你能做范滂，我难道不能做范滂的母亲吗？

范滂是东汉名士，性格刚正，有“澄清天下之志”。后来朝廷大捕，范滂知道是冲自己来的，主动入狱，不愿牵连其母。临别时他请母亲不要悲伤。范母说：你今日能与李膺，杜密齐名，死有什么遗憾？既要美名，又要长寿，哪能两全？于是范滂拜别赴死，时年三十三岁。

苏轼之母所教并非普通母亲教孩子读书，是以历史人物为教，在孩子的心里立人格，气节，大义。给苏轼的是一套精神许可：你可以做一个刚直的人，一个为道义承担代价的人，我不会用亲情绑架你。

真正的印不只在家资的丰厚，门户的显赫，更在家中长辈是否立得住，为子孙建立一套秩序。

家，实体房屋是有形的印。家庭环境，门风家训是无形的印，人是环境的产物，印在八字里的状态决定了命主一生所承，所浸润，所依凭的精神环境。

欧阳修之母的可贵之处在于自身的坚忍使得家境清寒而家风不坠，此为有形之印不足，无形之印反重。

印是莫听穿林打叶声，何妨吟啸且徐行，在混乱中依旧能定住；是亦余心之所善兮，虽九死其犹未悔，在困顿中仍然想求知；是零落成泥碾作尘，只有香如故，在世俗的倾轧下常怀不坠之志。